作者：维舟

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倒退的年代。清醒的声音似乎夹在高墙和喧嚣之间，不仅被阻挡，还被淹没。在疫情期间，不时看到有人揶揄：“经此一疫，公知不好混了。”其实都不用等到这个决定性的时刻，胜负早已分明。

为什么会这样？很多人都说，这是因为高墙终于起作用了，在这样封闭的局域网环境下长大的一代，被“洗脑”了。这看起来是一个便利的解释，但这既高估了高墙的力量，也低估了年轻一代的智商，更糟糕的是，这可能误解了自己所受的悲剧，甚至更进一步自我证明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现在回头来看，“公知”像其他事物一样，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产物。大致从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轫，这些以公共利益为己任的知识精英在媒体上群体现身，2004年“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翻译自英文public intellectual的外来语正式从南方系的报刊上扩散开来。他们的全盛期维持了不到十年：2011年后，“公知”这一简称被大范围使用，但却日益带上负面的嘲谑意味，在一般人眼里，这成了一群别有用心、为批判而批判、不接地气的人物。按百度百科词条的说法，“很多语境中，‘公知’成为到处乱喷、水平不高、道德至上、居高临下的代名词。”

公共知识分子最受欢迎的时期，大致是在2008-12年间，并非偶然的是，那其实也是传统媒体最后的辉煌。在一个社会尚属封闭、发声渠道不多的时代，一小群精英才能当仁不让地代表那些“无法自我表述”的群体，但到了众声喧哗的自媒体时代，这一切就都改变了。

事实上，作为第一代自媒体的博客，也正是在2004年开始在中国兴起的，在那之后的十年间，微博、公众号等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自媒体都在“内容为王”的旗号下大举扩张，而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则江河日下。不难想见，当人们能自己发声时，他们就不见得需要有知识精英代表他们说话了，尤其后者说的还未必是他们想说的话。

2014年我在做数据分析时就觉察到，中国社会的文化主导权逐渐由沿海省份转移、下沉到了内陆更广阔的腹地。1980/90年代多是港台流行音乐，沿海领风气之先，但后来盛行的却是更为草根本土的文化创新，日本、港台的流行文化和明星已经逐渐被边缘化，以至于当时90后年轻人最喜欢的十大艺人，除了两个韩国明星之外全部都是本土的。这就像红脖州的文化流行盖过了纽约、加州。这既意味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但近年来的文化保守化、粗劣化或也因此，因为这意味着更草根的文化开始大规模浮现。

由此也可理解网络战狼的兴起，通常多认为这是2013年以来舆论管控的收紧、小粉红的崛起、也许还有网络水军（无论是来自官方还是资本的操纵），但这或许部分也因近几年网络的普及，使得原先相对持有较保守、正统观念的群体开始在网络上发声。 值得注意的是：“屌丝”一词是2012年初开始在网上流行的，这虽然是自嘲，但它能盛行，也意味着更多人的自我认同不再像以前那样攀附“小资”（这一度是褒义词），而代之以一种民粹化的心态。

根据CNNIC报告，2019年6月中国网民8.54亿，网络普及率61.2%（其中城镇72.8%，农村37.2%）；而2012年12月中国网民5.64亿，网络普及率42.1%（其中城镇59.1%，农村23.7%）。2012年12月调查中，阻碍人们上网的五大因素，按回答“肯定不上”者排序依次是：不懂电脑/网络、年龄太大/太小、没时间上网、没有电脑等上网设备、当地无法连接互联网。这意味着，这些年来新增网民除了年幼者或太忙之外，多来自技能低、老人、贫穷或经济落后地区。以美国来类比，这相当于较保守的右翼美国参与投票。如果是这样，那不妨猜测：随着网络进一步普及，这种情况还将加剧。

此前，我曾在豆瓣谈到过这些观点，有人赞同，也有人说这“满满的优越感”，“文化精英的毛病就是一边呼唤大众社会，一边忌惮大众审美的低劣。前者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后者是突然就捂着鼻子的真情流露”。但我的兴趣并不是价值判断，只是想分析指出一个事实（好不好是另一回事）：大众的兴起，与知识精英权威的失落互为因果。

这无疑带来了社会知识的普遍下渗和大众的更广泛发声，但也意味着知识精英的失落和危机：那种以公共生活的理念和精神为追求的知识分子，将发现他们身处夹缝之中。代之兴起的，是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即那种始终有机地隶属于自己出身阶层、群体的知识分子。

此时，随着教育的普及，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边界已经模糊，“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葛兰西《狱中札记》）代入到当下的中国语境中，大致就是：每个人都具备一些专门的知识（所谓“三个诸葛亮，赛过诸葛亮”），但那种以理念为生的知识精英仍是不可替代的。

事实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现代社会集团，本身也是晚近的发明，而且像“公知”一样，最初它带有贬义。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源于19世纪末的法国，围绕着德雷福斯事件才最终成形。Maurice Barrès率先以“知识分子”一词以称呼左拉等拥护“犹太叛国者”的人，本是为了嘲讽、辱骂他们，但反过来被其批评对象视为值得自豪的称号。当时的右翼领袖Ferdinand Brunetière尖酸地说：“‘知识分子’这个词最近被杜撰出来，目的是抬举那些在实验室和图书馆打发日子的人，这个事实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荒唐可笑的怪病之一，即作家、科学家、教授、语言学家将被拔高到超人的行列。”

这当然并不只是这一公共事件突然之间像大爆炸一样无中生有创造了这一特殊群体，因为在此之前，“很多作家已经自认为肩负某些公共使命，即使因此招致严厉批评也在所不惜”（《法国文人相轻史》）。这其实是知识精英的自觉，在一个相对落后的社会中尤为常见，因为他们往往是少数能洞见危机并采取行动的人，并且对国家的精神生活有直接的参与感。英语中对知识阶层的总称intelligentsia一词就是1905年由俄语intelligyentsiya输入，因为英国原本并没有俄国这样一个特殊的阶层。

虽然每个社会都需要知识阶层，但现代化的进程，反过来削弱了知识分子的影响力。这倒未必总是因为他们所受到的打压，有时也来自于漠视：“知识”已被视为一个与其它领域无甚差别的专业，那么你跨出自己专业去涉足公共政治，还自以为什么都懂，那难免会翻船。Edward Said就曾说过，像美国这样相对平等的国家，民粹和反智传统深厚，“知识分子”这个术语就跟“恐怖分子”一样，都被视为异类的角色。

这大抵也是近些年中国的写照。1990年代末高考扩招，高等教育已逐渐普及化，加上网络和媒介环境的变化，正如人类学者项飙所言，“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的分界在青年群体里已经很弱了”，社会分层没有太大区隔，“现在民工除了没上大学、没有这张文凭之外，其实跟大学生没什么区别，他们用的语言，看的娱乐微信，都一样”。他对此非常乐观：“这是一件大好的事情。一定要进一步把这个分界打破，人人都是知识分子。”

我不像他这么乐观。的确，教育普及和信息渗透可以充当巨大的拉平力量，将学术和公共议题从原本狭小的精英圈子中解放出来，因而“公知衰落”的另一面是“公共”的范围急剧扩大了，很多原本在圈外的人也开始参与进来；但另一面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如今议程设置（决定什么话题被讨论）是在政治权力手中，而参与感并没有带来公共讨论的自发有序化，更棘手的是，那些“有机小知识分子”是和国家力量联手压制原本具有社会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

在这样的现实中，整体舆论环境并不是一个中立框架下的利益博弈和观点交锋，而往往是以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告终。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劣币驱逐良币：在有形之手的干预下，似乎那些“真正重要”的话题得不到讨论，而那些反智、愚蠢、幼稚、可笑、恶臭的讨论倒充斥着各大论坛。但这也是现实，甚至是更真实而复杂的现实。——事实上，“公知只会矫情，看不到现实”一贯是批评的主基调之一。

这是既有强压，也有诱惑的现实，原本就松散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就此分崩离析。有些人已经无法发声，另一些人则精明地迎合市场，失去了批评性，而只是设法肯定现实。在这些人眼里，“市场”恐怕就是去政治化，只要不碰政治，这个国家容许他自由地赚钱、割韭菜，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确实是冒险家的乐园。

然而，如果“知识”变成了一种商品，观点的阐述就变成了“什么好卖，我就卖什么”的态度兜售。撇开道德感不说（也许很多人根本嗤之以鼻），这也意味着一种商业嗅觉，没准像连岳这样的写手一边鄙视其他文人洁身自好的清高是酸腐，一边暗笑被他割韭菜的都是蠢货。在这里，讨好和蔑视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他以一种无动于衷的高姿态俯瞰着众生，但没有同情；自以为睥睨众生，其实是被市场扭曲为有脑无心的小丑。

这最终将演变成什么样的社会形态？眼下还无法看清。不过，林奕华在《等待香港》曾提到一个值得注意的样板：在一个政治力量全面掌控、又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知识分子”这个称号被很多人所厌嫌，有时包括知识分子自己，因而出现了“衣柜知识分子”（closet intellectual）这一本土特产，“他们若非完全不肯承认自己的责任，就是选择性地扮演这个角色”。

这样的社会是不是更好，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本来一个社会公共知识分子的活跃，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才使得这些自认负有使命感的知识精英站出来，而现在似乎是把他们逼退回象牙塔里，问题却仍然并没有得到解决。

当然，让他们退场是很容易的事，真正的挑战也许是来自那些已经学会发声的大众：他们由于数量太多，既难以压制，又无法收买。在这一意义上，国家取得了第一轮的胜利，代价是给自己制造了更棘手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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