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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作者伯轩,是一名13岁的英国小留学生。财新此前连发两篇报道,关注在英小留学生回国难的问题(《回国难:小留学生滞留英国 166家庭联名申请领事保护》《大使馆组织英国小留学生包机回国 机票费用自理》)。伯轩目前在英国读九年级,已于3月底独自搭乘班机回到家中。这篇日记详尽记录了他“一波三折”的回国路,路上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对新冠疫情这场灾难的思考。文章经授权发布,内容有删节。
 
作者:伯轩   
  
3月18日(星期三)停课的打击
我遛狗回来,心情沮丧,更像是被狗遛了而不是我遛狗。当我正在和我的同学Jerry准备开一盘王者缓解心情,舍监先生突然给我们一个“ 惊喜 ”。不但没有给我们雪中送炭,简直是雪上加霜,在我们被疫情、学业和各种杂事的烦恼中增加了又一个烦心事——学校停学,而且几乎即时生效(周四开始线下停课转线上,周五学校实质性关闭de facto close)。
英国本地的同学们听到此事后,非常兴奋,如同窜天猴一般一蹦三尺高,毕竟没有人不喜欢假期,当假期提前将近两周,相信不少人会很开心。
但是我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是两个非常现实的问题:1,我的机票定在星期五,今天星期三,而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会现在走,我该怎么度过这几天?2,我的父母对我寄予厚望,我也证明了他们没有白送我留学。但是,现在学校关门大吉,什么时候才会再次大门敞开?再次迎接对知识有渴望的学子,对孩子未来有期望的家长?这几周我又该怎么做?
怀这样的心情,我帮着Jerry打包好行李。因为他爸不想让他冒着风险离开英国回到中国,他要到寄宿家庭里去住几个月。尽管他最近天天对我说:老哥,你不用担心我,我比你爽多了,可以在Dane(另外一位同学)家天天烧烤,打游戏,不用写作业(虽然有网课),整天自由自在,为所欲为,多爽?但我还是止不住地担心他,因为这些都是他对自己不能回国的自我安慰。游戏会打烦,烧烤会吃腻,但是回到自己祖国的怀抱永远是件开心事。看着他抱着自己的玩偶,拖着行李箱的背影,在英国三月的寒风中缓缓离去。我心中思绪万千,望着刚升起的月亮,有一丝伤感。
当天晚饭虽然是我最爱的韩国炸鸡,但是看着四周空荡荡的饭厅,不仅身边没人,心里面也有些空虚。没有食欲的我,失去了耐心,将盘子上的食物倒入泔水桶。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学校浪费食物,我毫无心情地向大厨道歉,礼貌客套了几句后,独自走下了昏暗的楼梯,回到了宿舍。   
当天夜里的作业时间似乎很无感,不像平常有效率,有激情,面对作业更像面对一摞死气沉沉的纸,而不是老师费尽心思出的题。幸亏还有我的舍友,一位尼日利亚同学Tolu,他说,停学不香吗?今天我熬夜非得熬到死。夜里,躲在温暖的被窝里,我读着丹布朗的《消失的密码》津津有味,里面情节蜿蜒曲折,三重反转是家常便饭,就像我最近的经历,坐过山车般的忽上忽下。伴着Tolu的电脑发出幽暗的蓝光,我怀着不安的心情缓缓入睡。
 
3月19日(星期四)第一次失眠
伴着昨晚的沉思,我的早晨并没有成为一天的一个完美的开始。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但是我的早晨如同怀里揣着十几只兔子——七上八下。学校没了平常的秩序和效率,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片狼藉:百分之八十的人忙着走,匆忙打包,甚至有些人不打包。百分之十五的人平常依赖老师,但很多老师已经走了,这些人就群龙无首,不知所措,一直在宿舍楼内无所事事地走来走去。剩下的人,就比较清楚自己的处境,比如我。
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与我妈和监护公司的区域经理伊丽莎白确定一切关于明天的细节。然后,我开始针对这些事情做尽量周全的准备。比如,我们可以在学校留一些东西,所以我打算只带一个大箱子,留下身外之物,轻装上阵。还有,这一次伊丽莎白说要亲自来接我去机场,会给我带来很多安全用品,包括很多地方已经断货的口罩,所以我不用冒险出去买口罩。我现在担心的两点就是口罩短缺和非常没有防范意识的外国人,我非常清楚国内对确诊者的态度,非常有责任心但是又十分严格。如果我确诊,我将会有几个月见不到家人。所以现在的主要目的就是安全而又快速的到达祖国的怀抱。
午饭时间如同高铁一般快的到达,我找我的另外一位同学Sean去吃午饭,我们在圣奥古斯丁校区饭厅里,坐在狭长而又古老的餐桌上感慨。想想区区几天前我们的饭厅里满到根本没位置,几个月前的新冠疫情在武汉蔓延,当时这事离我们如此遥远,很多其他国家的人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甚至还拿此事开玩笑!当时,是我们几位留学生站出来,向他们严肃地表示这件事的严重性,不应该厌恶武汉这座城市而是因该帮助它。
很多老师和同学都说:It’s nothing but a common flu(没什么,就是一个普通的流感)。但是病毒直接将他们打脸,让英国几周内成为世界感染者最多的几个国家。时常,死神惩罚得最重的不是最幼稚的那一个,而是最不重视他的那一个。想想几天前校长还反复强调:“我们会坚持到底,绝不停学。”引用一句《三体》里的名言:“一个文明生存最大的障碍,不是弱小,也不是无知,而是傲慢。”回想起来,英国不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吗?
吃完午饭,Sean开始对我抱怨关于他网课作业的不公。起因是我们学校暂时进入了一个半瘫痪状态,这件事其实在我的眼中非常严重,不过因为是一个类似于大逃亡的情况,也情有可原。校方仓促组织了网课,但是很多老师都根本搞不懂网课软件怎么工作。因此,IT的人天天在学校各个角落里走来走去,试图帮助老师。但是Sean的老师们似乎都像魔法般了解了软件的运作方法,让他成为了全校几乎唯一一个满课程的人。我真是哭笑不得,我还巴不得有人给我上课呢,不知如何向他解释。
整个下午平平淡淡的过去了,我就把我那为数不多的作业做了,还打包好所有行李,做好准备离开学校。最后,在准备睡觉时,我想起了一个个同学离开时的背影,特别是留守的人,如此凄凉,如此凄惨。想起此事,我的思乡之情终于按耐不住,像一座火山般喷发。虽然当时是晚上十一点,我还是给我妈打了一通电话。为此我感到愧疚。其实事后我对此的感受就是:患难见真情。很多人都是,只有在自己有危难时才想起是谁对自己最好,而在平常时期,都觉得他们的关心是唠叨,好意是在烦人,为此,我对以下一些人深表歉意:
第一,我的老妈和家人,他们都非常关心与支持我去英国留学,我也没留遗憾,但有时我不联系因为太忙,深表歉意。第二,我以前的数学老师——张老师和我发小壮壮一家,他们对我百般期待,但是我却因为种种原因隔离时不能回西安,为此我也表示歉意,并向他们提醒,我没有忘了他们。因为做人不能忘本,不管在人生道路走多远,总要回头看看,不忘初心,却也勇往直前,我坚信这是真理。
 
3月20日(周五) 上午三重打击
实话实说,20日当天是一个“灾难遍地”的一天。我当天的运气是差到了一个人在街上走路被雷跟着劈的境界。
当天早上,迷迷糊糊地起来,三重打击直接当头一棒,犹如空降兵一般把我打回了床上:
第一,伊丽莎白本来要下午2点接我去机场,但是因为她还要接另一个小孩,就临时改成了早上9点让出租车先接我去她家,也就是说我当时只有2个小时来处理剩下的事务。
第二,我妈因为想让我在机场不用排长队托运行李,减少感染风险,我不得不把行李重新打包,只带一个小登机箱。这就意味着我要把打包物品重新编整,然后要把行李箱带上楼,最后还要把床单被褥和一切物品全部移除。这诺大的工作量和如此仓促的工作时间令我脾气火爆,但是又无人可以发泄,所以我只能憋着。
第三,我们早饭因为人实在太少所以被统一安排到主校区,但是因为校规新增的隔离两校区的规定,到对面饭厅的时间大大增加。以前过去5分钟绰绰有余,现在想去,至少路上要花20分钟。要是以往就算了,但是现在我没时间了!想想昨天的无所事事,人真的应该珍惜并且好好利用时间啊!
正当我匆匆忙忙,满头大汗的做完这一切,准备再找找我的耳机就走时,我妈又来电话,告诉我她找了一个老相识(小田叔叔)来送机,不用这么早走,依然可以下午2点再出发。结果就是我舍友给我的尼日利亚泡面被我摔得细碎。这是我本来的早餐,要知道泡面在学校可是十分珍贵的,特别是中国和尼日利亚的泡面,因为货源几乎没有,所以十分稀有。泡面在寄宿学校可以算得上是钱之外的另外一种通用货币,因为大家都喜欢,而且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来改,几乎能换到任何东西,甚至友情。一碗泡面造就的友情看似是个玩笑,但在寄宿学校,这就是真相。
我当时的心情五味杂陈,不知是该喜还是该悲。一方面,我早上像一个搬运工似的干了一个半小时,还没吃上早饭,现在全部失去了必要,白干了不该干的活,白失去不该失去的东西,全部源自一个错误信息,想来就很气。但是另一方面,来接我的是我最信任的一个老相识之一,他性格稳重,非常靠谱,而且非常幽默,能让人在任何时候有一种安全感。而且小田叔叔给我带来了医用全套的防护品,但是我拒绝穿隔离服,因为它给我带来很多不便,比如不能上厕所。但是现在早饭早已完结,知道信息黄花菜都凉了,我只好从地面上捡起没撒的一些泡面,去厨房把他们处理了,然后凑活凑活了。
中午,我约了Sean去吃饭,午饭是英国唯一好吃的本地菜(也是周五的传统)——炸鱼薯条。平时美味的佳肴,早晨又没有吃饭,现在更觉得是山珍海味。老哥劝我不要狼吞虎咽,免得伤了肚子。但当一个人饿了一上午,良言相劝于他是不可能的,对食物应该两眼发光才对。我和老哥在饭桌上聊开了他过几天的行程,什么时候结束隔离,对王者的看法,对新英雄镜的看法等等。
我们吃完饭回去不久,小田叔叔就来电话了,我对我的小房间最后巡查了一遍,恋恋不舍地往后再看了一眼,不是留恋房间,而是我的遗失耳机。
我带上口罩,拖上行李箱,背上背包,走出这一座几乎空无一人的古堡大门。偶尔一个人影从圣奥古斯丁遗迹中忽隐忽现,空中几只小鸟稀稀落落的飞过。这些,就是陪伴我离开的所有生物。没有老哥,没有同学,甚至连老师都没有。我安静地关上了宿舍的大门,这一刻,前几天的一幕幕从我眼前划过:我想到了Jerry离开时留下凄凉的背影,留守英国。我想到了还未离开的Sean,焦急等待的身影。最后我想到了已经离开的Jenny和Tiffany,不知两位学姐的情况。我上了小田叔叔的车,寒暄几句,望着身后的学校,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踏上了回家艰难之路的,第一步。
(宿舍 “古堡”大门)
 
3月20日(周五)下午 正式穿越
刚上车,小田叔叔就给我了很多防护物品:手套,护目镜和手套。我突然想起了舍管让我离开时给他打个电话,一番折腾后,我挂断了电话,开始和小田叔叔聊起来。我们开始聊起关于英国政府的作为,因为很多留学生都非常气愤英国政府的不作为。但是我觉得英国政府这次已经算是非常的反应迅速而果断了。英国有两个拦路虎,一左一右,延缓甚至阻拦英国防疫的脚步。第一,由于英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政策制定程序复杂。它的制度让他无法反应得像中国一般迅速。但是这一次他们已经一反常态地快速通过了几个提议,有效地注意到了此事。第二,英国的健康机构是非常独特的。在大部分的国家,去医院都是必须自己掏钱看病,但在英国你去医院不需要花钱。你会问,那政府亏死了,不对,因为日常你支付的所有开销都会有一部分比正常价格更高,而这一部分将会去一个叫NHS的机构,他们会拿这一部分钱做成一个社会福利系统。根据宏观经济学和精算学,其实只要完成经济闭环,这套系统不但不亏,病人少时还盈利。但缺点是非常慢,正常病要预约时间至少提前一个月,像感冒发烧咳嗽,一般都会让你回家喝热柠檬水。在英国你可能不会像在美国一样因为价格不敢叫救护车,但是,很多非急症要等数个月,等到的时候可能都扛好了。
但是NHS这次还是对新冠病毒还是比较重视的,经常呼吁大家洗手。所以其实我对英国政府这次的反应速度真的要点一个赞。真的,作为一个以前最强大,现在也比较强大的国家,当好首领不容易。
聊着聊着,我们驶入了伦敦,这座让我的梦想开始的城市,满满的回忆啊!我们在中途停下,因为要接另外的一位学生。接到后,我们直奔希思罗。路上,我对医用口罩的舒适性产生了非常大的怀疑,我便换成了我的N95口罩。
终于,我们到达了希思罗机场terminal4,我们在停完车之后,在希思罗的大门戴着口罩了照了一张合影,就头也不回地进入了伦敦的枢纽,踏上了回到祖国的生命线。
我在机场里的茫茫人海中寻找着东方航空的牌子,找到后就直接过去。但是当我到那里后,我的心态崩了。因为希思罗机场的自动检票机器坏了,所以我必须得去排那一望无际的长队,而我几乎在队尾,真担心要误机了!
正当我一筹莫展时,一位小哥伸出了援手,就像天使下凡似的让我插了队。小田叔叔看我没问题了,就带着另外一个小孩去俄罗斯航空办托运了。我和小哥默默地排着队,快排到时,小田叔叔非常负责任的回来一直陪我到安检,我记得他最后一句话是:我相信你能安全到达中国的,祝你好运!我对小田叔叔的感激之情犹如滔滔江水,源源不断,我依依不舍地回望着他进入了安检。
平时我总嫌希思罗机场太拥挤,但是今天人烟稀少,反而我心里觉得少了点什么。诺大的安检部门,20多道门,只有三四个人享受这种待遇,反而感觉头等舱的人慢了一些。正当我安检到一半时,刚刚让我插队的小哥哥突然出现在眼前,可见我们俩有多有缘。当时有20多个安检口,随机分配,我俩分到一起了。更有缘的是,我们还是一架飞机的,抱有希望的航班,mu552。
我们决定先去找一家商店买点水,但是很可惜我们附近没有商店,只能向着地图上标记的商店走去。我们在路上几乎没见到几个人,本来是人流量数一数二的地点真正的变成了一座鬼城。路过之前我妈每次让我买的香水店,大门紧闭;路过我最爱吃的日料店,店员比顾客多,而且还是在饭点的时候。
我真的认为英国政府在机场组安装消毒设施的想法没必要,因为很多国家的封闭和人们都开始戴手套的缘故,最后消毒设施的数量会比人多。我们到达时,商店的水架已经见底,我们几乎是拿到了最后两瓶水,还在自动结账机里留下了5p给有缘人。
我们在前往登机口时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在途中我们路过了一个厕所,反常的是这里的人奇多,足足有50多个人排队,几乎成了一个难民营。但是我们去下到一个厕所时,几乎没人,唯一的区别是这个厕所没有hand sanatiser(消毒洗手液),好在我们都带了手套。可见没有证实的观念在病毒面前几乎成了思想钢印,而我们人类,有时是多么可悲的一群乌合之众呀。
在登机口,我们无聊地逗留了将近一个小时,但是我却觉得这一个小时好像一天。这一整天是多么的起起落落,多么的绵延不绝。到这里,一天的疲惫让我的身体失去了知觉 ,我忽视了乘务长对我的慰问,只是匆匆的回应了隔壁小姐姐对我的问候,便开始静静地准备起飞。回想起这一天,真是受到了很多好心人的帮助,也非常感谢上帝让我可以成功的登上飞机。伴着引擎的轰鸣声中,我望着伦敦的夕阳,换上口罩,缓缓入睡。
 
3月21日上午(周六)飞机上
当我再次醒来,已经过了4个小时。我起来的唯一原因是因为量体温了。我睡意全无,并且心情大为转好,因为一想起马上可以回家就非常高兴。我开始跟旁边的小姐姐聊天,我们聊到了关于很多网上对留学生的看法毫无无据。说我们平时在外面享福,有困难了才向国家求援,说我们其实非常游手好闲,不知进取,长大成人之后就会留在国外,忘掉中国。
确实,我承认有些人的确是花花公子,来留学就是浪费社会资源。但是,就是上一代和我们这代留学生改变了外国人对我们中国人的看法。当有外国人说我们中国人是因为信息时代而发了一笔横财,才赶超其他国家的,其实在品质和聪明程度上都比不过他们时,是谁维护我们中国人的尊严,在行动和言语上反击呢?在他们外国人说我们中国人除了数学一无是处时,是谁英语和物理都考了全年级第一,狠狠的打他们的脸呢?是在外留学生。
这件事情真的让我十分气愤,真是打自己人理所因当,打敌人伤天害理,脑袋有问题。 
当讨论这事讨论累了,我又睡了一觉,再醒来也快到上海了。这时,各种烦人,但是非常有必要的表格就如同暴风雨般袭来,以至于我不得不给我妈打电话问地址这种我从来不背的信息。在填完第n张表之后,我们终于降落了,人也终于静下来了。
虽然我早就知道我们到机场后不仅仅要在飞机上等很长一段时间,还有数不尽数的环节等着我们。但是我在连上浦东国际机场的Wi-Fi时,心中的喜悦就如同张骞在被匈奴关押了足足14年后返回祖国的心情。望着那熟悉的wifi界面,我心里面的一个结终于放下了。
突然,我发现旁边的小姐姐在打我最喜欢的游戏——王者,她的男友似乎比较反感这个游戏,觉得英雄联盟更好玩一些。我当时很好奇,大学生活不是应该非常忙的吗?哪还有时间留着打游戏?他们当即回答说:只要时间管理的好,其实闲暇时间还是有的,其实质量高的工作大多数都是很有效率的被完成的,关键不在于一个人学多长时间,而是在于在这段时间内他学习的效率如何。所以只要效率高,就可以有时间做自己爱干的事。
时间在玩游戏时就变得很快,我们的这一排很快就被叫到了。但是没有游戏的干扰,我的大脑就重新开始往悲观的想,万一在机场被感染了怎么办?万一在伦敦已将被感染,只不过我是一个无症状感染者而已怎么办?其实我在意的不是得病,因为年轻人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力足以让他们存活足够的时间以产生抗体。但是万一我有,传染给我妈怎么办;万一我有,传染给我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他们是易感人群可能发展成重症,想想就可怕。而且,我害怕会临时改变政策,让我们都必须酒店隔离,那我就会半个月见不到我的亲人们。
但是,政策虽然很严格,却正是这样的隔离制度,才让我们中国的抗疫工作做得如此之好,如此有效率。即便我理解这个制度带来的好处,在当时我的恐惧已经大于我对回家的喜悦。
大约40多分钟后,我们有序下了飞机,当进入检疫“防线”的第一道“防区”时,我被惊到了。一个往日平平常常的指纹收集大厅被改造成了固若金汤的防疫堡垒。带着口罩、手套和以一种看起来像防爆面具的东西,穿着隔离服和鞋套的检疫人员随处可见,整个大厅被分成了两道狭窄的通道,减少可能存在的传播效率。
第一道关卡是由证件检查,和表格检查的人员,保证你不会缺少表或者证件,还带走了主动申报的嫌疑人。第二道关卡是由20多个询问小组,向你确定表上的信息都是真的(还警告说如果虚报会有刑事责任),并且给你评估等级,分三等:1,绿标,这证明你是基本无风险的,可以直接居家隔离;2,黄标,证明你有较多风险的,必先去检疫点做核酸检查,才可以居家隔离;3,红标,有很大风险,必须酒店集中隔离。而我幸运地成为了黄标,可以居家隔离。
到第三道关卡面前时,我觉得我们就像流水线上的一块块猪肉——任人宰割,但是我还是对这些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国民安全的人们便是至高无上的尊敬。第三道关卡是一个打印机,复印一份你的表格并且在上面盖上章子。第三道关卡过完后,我们像输液机里的液体通过调节器一样,一个一个地被放进下一关卡,并在途中通过红外线检测仪。
下一关卡是检疫“输液机”的最后一道防线,他们最后一次检查你的表格,便留下复印件,让你进入海关。在海关处,我和小哥哥和姐姐分别了,因为上海直达,和转机是不同的队,而他们转机,我们恋恋不舍的分别,并继续各自回家的征程。
通过海关时,我从离开学校时到现在第一次摘下了口罩,因为心理作用,我那天似乎产生了“恐气症”,那第一口空气,在带了几乎一天的口罩后,吸进后,感觉自己吸进了芥子气,中子气和一氧化碳的混合物。我慌忙地重新戴上了口罩,这简单的动作在混乱中,足足花了我十几秒。我带上口罩后,仿佛感觉了一个士兵在毒气弥漫的战壕中带上了防毒面具,重获新生的感觉。
而到了行李提取处时,我才真正的体会到我妈让我重新打包的价值。事实证明,如果我在那里等了,将会耽误良好的时机,从而错过一班车,得多等2个小时。
我们的第一步分类是将绿码和红码、黄码分开,然后按照区分开。当我在填静安区的最后一道居委会的表格时,我妈来了电话,并且解释了她在的位置。我妈和他的同事刘宁叔叔给我雪中送炭,送来了防疫物品和吃的。防疫的中空区的工作人员也十分配合,把东西交到我手中。而这时,有工作人员给我们说,静安发车了,所以,我妈等了2个小时,就为了见两分钟,有几分牛郎和织女的意味(只不过是亲情,不是爱情)。我望着老妈的身影,电梯缓缓地降下,而我,也开始了回家的,最后一段路程。
 
3月21日(周六)下午(酒店隔离)
我将行李箱装进车厢后,便上了大巴。说实话,我很久没有在中国坐过大巴车了。车上几位说着浓重上海口音的老爷爷老奶奶们,给我带来了很足的亲切感。这种只有在中国才有的 “老同志”气氛在外国十分缺失。
我们车上只有二十人。原因是因为防疫,每一排只能坐一人,以减少感染者的传播效率。但是说实话,在这种密闭环境下,只要一个人感染,不戴n95的人就很危险,戴n95的人也有很大风险。而更令人胆寒的是,这辆车上有一个意大利家庭!因为意大利人几乎人人都不做防护措施,当时戴口罩的都非常稀少,更别说别的了。
外国人之所以不戴口罩不是因为他们缺心眼,而是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咱们不一样。咱们把口罩看成是一种防护措施,一种工具。然而他们,却把口罩看成了体质弱小,弱不经风,老弱病残等等词语的代言物。他们觉得,你戴口罩,你就是个懦夫。你会问,可是不戴会得病呀?他会说啥?他会说,哎,没事,我体质好,这还能叫病?过几天,他在家里虚弱地在床上呻吟时已经晚了。正是这种错误的认知让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倒在了新冠的脚下。
想着想着,我想到该换口罩了,但我实在是不想再呼吸当时在大巴车上的没有滤化过的空气了。所以我屏住呼吸,然后换上口罩。
我们抵达了第一个目的地——上海宾馆—这也将成为我们今晚住的地方。但是,此时我们只是将那些要在酒店隔离的人放下,当时不知情的我非常生气,为什么他们可以下去,而我们不行?但当我们的车缓缓开走时,我也接受了这将会是一个漫长的夜晚。
接着,我们又去了一个宾馆,撂下了一些红标的人。最后,经过漫长的艰苦跋涉,我们也终于到达了核酸检测处。在那里,我才开始真正的担心起来。我知道我的防护措施做得很好,我时时刻刻注意着,即使饿得饥肠辘辘,也不敢吃一口面包,一口巧克力(在机场买的巧克力,此时已经成为包装袋里的巧克力酱了)。但回国之路哪有那么容易。我看着一个一个的人被叫下去,又一个一个的回来,我心里感觉非常的惶恐,感觉随时会被叫下去,随时会被直接带走,随时可能永远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更令人担心的是,听说核酸检测是一个非常难受的检验,不仅有人被报道,说他吐了,甚至还有传闻说有人为了逃避它而运用暴力。所以当叫到我时,我仿佛重现了小时候打针时的童年阴影。但是,当我坐上检测座椅时,我只是看到一个类似于长棉签一样的东西,在我的喉咙那里滑了一下,不疼也不恶心,跟我想象的实在是区别很大,唯一的不适则是有点痒。
我们整车人顺利地做完了检测,然后开始往回酒店的路上开。当我们回到宾馆时,我们被勒令不许下车,因为为我们办理房卡的人迟迟没有回来。这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是,正如罗斯福所说:“制造恐惧的,不是它本身,而是未知。”所以我开始瞎想,是不是有人感染了?要扣我们整辆车?是不是酒店人满了?是不是前台不配合?互相猜疑,是危机时期最忌讳的一件事。我感到非常自责,因为我没有信任当时的负责人。
终于,我们在十一点半入住了房间。而值得注意的小细节是,我们的酒店还专门为我们搞了一个专用电梯。非常贴心和有责任。而我打开了我房间的门,在这电闪雷鸣,外面下着瓢泼大雨的时候,准备入住。
 
3月21日(周六)晚 熬夜
进入房间后首先引入眼眶的是一个正常的酒店标间:有一个卫生间,一个储物间,然后就是睡觉的大床。我将我的行李放进储物间,将需要的物品放到酒店的桌子上,就开始更加精细的参观了房间。
第一,卫生间是比较干净的,甚至还有一个浴缸。第二,储物间里没有正常有的拖鞋等等物品,第三,卧室的桌子上还贴心地提供了饼干和矿泉水,不仅如此,还有一张清单上的准许让我更加鼓舞,我们允许叫外卖!
看到这个信息,我立即向我妈打了电话。外卖小哥非常负责任地在电闪雷鸣,瓢泼大雨里风驰电掣,在惊人的10分钟之内就把外卖送到了我的手上。而我的饥渴难耐也让我在20分钟内将一份鸡块,一个原味板烧鸡腿堡,和一个大肉松面包吃得连渣都不剩。和老妈说过晚安后,便刷牙,洗脸,脱掉外衣,上床,望着窗外繁华都市,慢慢地合上了眼睛。
你以为这一天就完了吗,不(要不然标题为啥是熬夜,不是睡觉)。当我 “第二天”起来时,我的脑子是在迷迷糊糊的想,起来洗漱完时,他们什么时候会让我们打包,离开这里回家?怎么回家?
但是,当我看看表,我才发觉——我失眠了。我对失眠有着自己独特的了解,就是人有身体里的麻醉机制,在十一点半—十二点这一段时间里,人会感到昏昏欲睡;但是过了十二点之后人就会感觉精神倍棒,完全感觉到了下一天了;而到一点半时,就会打消这种想法,会觉得困到睁不开眼睛;但是如果你在三点后醒来,你已经基本上不可能再睡了。奔着这个道理,我就觉得我睡不着是因为在飞机上和大巴上都睡了绝大多数时间,从而导致了过度睡眠,加上时差,基本上确定了我会睡不着的事实。
但是,人也可以因为过度疲劳而睡着的。所以,我就开始玩手机,希望自己能疲惫,从而睡觉。但现实是我越来越清醒,越醒就越枯燥,而越枯燥,就越瞎想。人类最大的恐惧基本上都不会成真,而是从想象的世界中蹦出来的心魔。我越来越害怕,黑暗、伴随着外面的电闪雷鸣,让我的恐惧进一步增大,仿佛上帝让我见到了到家的希望,又板下脸来,掐灭它。即使我的双眼皮已经开始打架,即使我尝试了我能想到的多种方法,我始终辗转反侧,不能入睡。
最后,我能想到的最后一种,也是最有罪的一种方法很快而又不可避免地降临了——给我妈打一通电话。而在临晨四点给已经连续两天为了你的安慰担忧而没怎么睡觉的老妈打一通电话,我相信任何有心的儿子都不会干。但是我的恐惧又不可避免地让我做出了这个自私到极点的决定。而当我打通电话,我妈秒接因为他早就料到我睡不好觉时,我真正的感受到了母爱的伟大。她的话的确帮助了我度过了那艰难的一晚,但是我还是不可避免地完成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通宵。
 
3月22日(周日)成功穿越
这一天的早晨,由一个肉松面包,一个咖喱角和一个核桃派拉开帷幕。充足的食物,对于缓减熬夜对于身体带来的效果来说,非常的有效。而焦急的等待则不是一个有利因素。对于一个人来说,如果一通电话,没有确切的时间,但会决定你将近半个月的命运,那那通电话件事你十分期待,但是又非常惧怕的东西。
现在,我认为分散自己注意力的唯一方法则是:读我最喜欢的《Lost Symbol》,这本书在我个人的看法中非常的有趣,剧情非常有波折,一波是正牌把反派按在地上摩擦,过一个小时不到,反派将会将正派用某种神秘的力量限制住,有些人看似好,其实在关键时刻直接背叛。所以玩游戏在阻止胡思乱想方面上,是远远不如看书的,因为你看书时是跟着住的思路走的,不会心生杂念,但是游戏又没有固定剧情,所以你还是会有不少的空间胡思乱想。
在这本书的吸引之下,时间过得很快。在十点整左右的时候,我接到了电话,通知我在十点半下楼,准备搭上回家的大巴。我很快便将这喜讯分享给了老妈,她说,好快呀,太棒了,丝毫也没有被我烦的意味。
十点半到来时,我告别了窄小、但成功保护我了一夜的安全屋。放下行李箱,坐到我昨天的位置。当我们的大巴车离开酒店时,我对这里留下来的酒店隔离的人们感到悲伤,但这种悲伤终究还是被喜悦压了下去。
我是一位比较幸运的乘客,因为我是第三个下车的。在热情礼貌的居委会大妈 “押送”下穿过我熟悉的花园,进入熟悉的单元楼门洞,终于见到了久违的老妈,而办完手续后,开始了宁静美好的隔离生活。
这次火线穿越,我对上海政府的办事效率,和人性化的程度刮目相看。我也是觉得虽然疫情是全人类的一场灾难,但是第一,这种经历对于磨练我们这些留学生来说,很珍贵。第二,所谓外患引内聚,当有个共同的敌人时,中国人民以极高的凝聚力,极大的爱国心和精准的组织力,击败病魔。这次回国,我要对所有帮助过我在运送和物资方面的人,老妈,所有家人和亲朋好友表示最大的感谢。对冒险飞航班的中国机组,对深夜坚守防线的检疫人员,对基层,有热心、有爱心的居委会大妈,和所有为抗疫做出贡献的中国人民,深表致敬。正是这种奉献,造就了名不虚传的,最安全国家的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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