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孙冶方（1908──1983）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早在三十年代，孙冶方就以他犀利的文笔，在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等问题上，同各种错误的观点展开了斗争，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贡献。1983年2月21日，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13位在京人士，包括陈翰笙、薛暮桥、钱俊瑞、徐雪寒、骆耕漠、石西民、姜君辰、冯和法等在一起商量，并一致赞成发起成立基金会，邀请一部分经济学界人士参加发起。此文系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发起人之一薛暮桥纪念孙冶方而写，原载于《经济研究》1993年第2期。现重发于此，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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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1908──1983）逝世已十年了。我与他有着半个世纪的深厚友谊，更是十分怀念他！

 

冶方是我国经济学家中最有骨气的一位，他以毕生的精力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他所走过的道路是很不平坦的，曾经受到多次打击。但是他坦然处之，毫不动摇自己的信念，这一点和他的学术成就一样，令我们肃然起敬。

冶方原名叫薛萼果，也出生在无锡玉祁镇，我比他长4岁，我们是同族兄弟，但是1932年在上海才初次相识。那时我们一起随陈翰笙同志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我们共同创办了《中国农村》月刊，宣传党的土地革命路线，研究农村经济，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孙冶方这个名字就是那个时候他写文章时使用的笔名。我们一起做经济研究工作，后来又先后去了新四军。

解放后，我们同在国家统计局工作，我是局长，他是副局长。这段时间是他理论成果最丰富的时期，他的几篇论价值和价值规律的名作，都是他在统计局这段时间内写成的。他早年在苏联留学，会俄文，在统计局负责与苏联专家联系。

 

红点标出者为薛暮桥，绿点标出者为孙冶方

1950年代作者与孙冶方一起陪同国家统计局的苏联专家游览北京的公园

 

后来他到苏联去访问，遇到苏联统计局的索波里批评苏联的价格严重背离价值，他很欣赏。回国后，他力主重视价值规律，认为商品价格必须符合价值，而不能违背价值。办法是由国家通过统计部门来计算价值，由物价部门制定价格，这样把计划和统计工作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后来他担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对发展我国经济科学、培养经济学人才有很大的建树，然而不断地受到不公正批判。批判他重视价值规律，重视利润，说他是搞物质刺激，是利润挂帅。这些在当时都被列为“资本主义思想”，因此他成了“经济领域中最大的修正主义者”。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都是“反动学术权威”，经常在批斗会上相遇，他是挨斗，我也是挨斗；有一次他对我说，“真奇怪，我是修正主义者还有道理，你怎么也是修正主义者”。其实，我们对价值规律是一样重视的，只是他旗帜更鲜明些。1968年4月，他被投入监牢，长达七年之久。在狱中恶劣的条件下，他仍然不畏强暴、坚持真理毫不动摇，抱着为坚持真理活下来的信念，在狱中继续写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文革”后期，他无罪释放，出来时，他的几位朋友（应为经济研究所工宣队）去接他，见面第一句话，他说：我的观点没有改变！我不是改变了观点才被放出来的。从这件事足以见他的胸怀和精神。对他的这种精神，我十分钦佩！

1977年后，他曾任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后来我还请他担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顾问。他身患绝症，仍坚强不屈，以顽强的毅力同病魔搏斗。冶方一生勤勤恳恳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他的许多学术思想在我国是带有创造性的，值得我们学习；他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不念私利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在怀念冶方，重温孙冶方经济思想。我认为，他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有两条：第一是论价值规律。冶方对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仍然要起重要作用的论述，是他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大贡献。他说过，“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在今天已经成了经济学的第一规律了，但早在50年代，重视价值规律却被某些人认为是异端邪说。我们从苏联学来在产品经济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按计划生产，按计划分配，按照计划价格互相交换。那时虽然也承认还有商品，但仅仅保持着商品的外壳；也承认有价值规律，但仅仅在私营经济成份中发挥作用。当时，我虽然强调利用价值规律的重要性，但又提出了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价值规律的作用已受到严重限制。1959年，冶方发表了他的名篇《论价值》，指出价值规律是客观规律，是客观规律就不能加以限制，批评我所说的价值规律的作用受到限制的观点。他对价值规律的作用提得比我和其他经济学家都要高，都更有原则性，远远地走在我们的前面。

 

 

第二是论利润。用最少的劳动消耗来取得最好的经济效果（也就是利润），这是贯穿政治经济学的一条红线。这也是冶方的一句名言。在现在来看，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实行产品经济的当时，显然大逆不道。在这一点上，冶方具有很高的见识和极大的学术勇气。把重视利润比作“牵牛鼻子”，把编制各种生产计划、分配计划等等比作“抬牛腿”，他非常形象地说明：只有牵住利润这一“牛鼻子”才能使牛走起来，才能理顺各种经济关系。

 

以上两条，可以说是冶方经济思想的核心，也正是如此，他被扣上“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的帽子，受了十多年的冤苦。实际上，冶方比我们更早地认识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指出了改革的基本方向。

冶方精通马列著作，忠于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他也受到苏联经济学影响，认为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就是计划代替市场。这样冶方所讲的价值规律，有时就被局限在产品经济框架之下，试图根据劳动消耗来确定产品的价格，不受市场供求情况的影响。这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因为价值无法计算，劳动消耗非常复杂，产品也种类繁多，加上地区差价、质量差价、季节差价等，千差万别，即使用最现代化的计算工具也无法准确地计算价值，因此也就无法正确地定价格。实践证明，由国家来制定计划价格，而不由市场供求规律来决定价格，结果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价格体系都遭到严重扭曲，即使名义上是“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实际上也是抛弃价值规律，难免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唯一办法是根据市场供求来确定价格，让价值规律在市场上自发调节。

 

50年代，我们照搬苏联模式，计划生产，计划分配，按计划价格进行交换，抑制了价值规律所能发挥的作用，使生产的发展停滞成为短缺经济。这样就很容易产生产品价格不受供求规律影响这样的观念。我们和冶方一样，都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我说这些，无非是说明，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不能完全超越时代的局限，冶方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在于：他的观点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深化。

 

冶方在晚年仍然孜孜不倦地调查研究，著书立说。他也已觉察到自己理论体系中价值规律与产品经济之间的矛盾，不突破这一点，就无法继续写下去。但他身患绝症，已没有时间和精力了。如果天假以年，他能多活十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化，他的研究不断深化，他肯定会仍然站在时代的前列，孙冶方经济思想也会更加光辉的。

 

在他长期患病期间，我曾多次去探望，见面时他很少谈自己的病情，总是滔滔不绝地谈学术思想问题，这种顽强的精神，使探望的人包括医生、护士都十分钦佩。

现在我也有病在身，但我仍然要向冶方学习，希望今后经济学界的同仁也向冶方学习。在重温他的学术思想的同时，学习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学习他不唯上，不唯书，坚持真理的精神。那样的话，社会主义经济学一定会不断进步，不断发展，冶方地下有知，也就安心了。

 

我深深怀念我的老朋友孙冶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