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春霖

 

　　母校南开大学一百周年校庆之际，有机会撰文汇报个人成长经历，甚感欣慰。我1978年21岁时考入南开大学经济学系（时称政治经济学系），距今已四十一年，再过几个月我就要退休，此时对自己从南开起步所走过的学术发展道路做一个回顾，也正当其时。

 

　　壹

 

　　进入南开大学之前的二十一年，我有十七年生活在山西省盂县东部一个叫东庄的小山村。因父母在外地工作工作无暇照顾我，我从小与爷爷奶奶及叔叔一家一起生活。在村里的学校读完初中后，我于1972年初考入盂县第一中学读高中。1974年初毕业后作为 “回乡知青”回村务农，满两年后于1976年到山西昔阳拖拉机厂当学徒工，直到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

 

　　1978年10月入学不久，高年级学长们要我为他们创办的《经济初学》写篇文章。这篇文章刊登在《经济初学》第一期，题为“我爱上了政治经济学”。如果没有记错，这个题目应该是他们按我写的内容给加的点睛之笔。我当时学习政治经济学确实充满激情。

 

　　我为何会如此钟情于政治经济学，自己也不甚清楚。直接原因应该是我回乡务农期间读了于光远、苏星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写的《政治经济学》，当时觉得非常有意思且读懂了。间接的原因大概是那个年代的教育使我形成了一种不知天高地厚、整天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而我们村的农民又对“文革”那一套深恶痛绝，我接受了他们的“再教育”，对当时流行的东西也十分抵触。记得1976年10月我刚进工厂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就参加了传达中央文件的党员大会，得知了“四人帮”垮台的消息。我当时是徒工中唯一的党员，传达内容要求保密，我躺在二十多人的徒工宿舍里激动万分却不能对人说，一直瞪着眼睛无法入睡。

 

　　怀着这种心情来到南开这样仰慕已久的名牌大学，我觉得自己责任重大。1980年代的中国虽然百废待兴，但处在一种充满激情和奋发向上的状态，大潮流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家整天惦记着如何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连那时候流行的歌曲都提醒我们，二十年后再相会时要问问自己，“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回首往事心中可有愧？”我那个时候真是这么想的。

 

　　当时的南开经济学教育强调打基础、读原著，我确实下了苦功夫钻研《资本论》，读的次数最少的章节也不下三遍，连划的红道道都是拿尺子比着划的。南开的老师们尤其是魏埙先生在读经典原著方面给我的训练，奠定了我后来逻辑思维能力的基础。当时南开的经济学教师团队既有那个时代极其难得的国际视野，又有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深刻理解。他们没有把学生禁锢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围栏里“圈养”，而是采取了非常开放的教学方式。比如他们很快就认识到数学对经济学的重要性，在我们大学本科第二、三年给我们加开了数学课。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他们的行动再慢两年，我在大学期间就没有机会学高等数学，以后还能不能有机会补上就很难说了。如果补不上，我就肯定不可能走上后来的学术发展道路。

 

　　南开的老师们一方面训练学生读经典原著，同时又大量组织学生课堂和课下讨论，鼓励独立思考，对各种观点和看法即使他们不赞同也一概采取包容和引导的态度。此外他们不遗余力地邀请国内有思想、有造诣的经济学家及国外学者到校施教，开阔学生们的视野。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和很多同学一样，很快养成了边学习、边思考的习惯，最喜欢用来勉励自己的名言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入学后第二学期上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时候，我就开始尝试提出一些较系统的观点。比如当时讨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我就把问题归结为如何确定“基本生产单位”的边界：为什么农业生产应该以农户而不是生产队为单位？全民所有制是应该以企业还是以整个全民所有制经济为单位？后来我的心越来越野，渴望构造出一个以基本生产单位为核心的新理论。大学毕业前，我甚至构思出该理论的概念框架，并为此把阅读文献摘抄的卡片按这个框架分类保存在一个专用卡片盒里，准备材料齐备后写出来。这份雄心后来当然没有机会实现，但现在回头看，这种探索确实锻炼了我的分析能力，尤其是构建分析框架的能力。

 

　　南开毕业后，我于1982-1984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师从徐淑娟、金以辉、周元三位老师专攻《资本论》，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到南开大学经济系当教师，讲授政治经济学基础课。1985年我第一次上讲台，给金融系85级本科生讲了一年政治经济学。学年结束时学校把我评为12名教学质量优秀的教师之一，照片贴在行政楼门前的宣传橱窗里，很是风光。

 

　　虽然一切都顺风顺水，《资本论》我也已经读得滚瓜烂熟，但我还是于1987年离开了传统政治经济学。除了国家发展的大势以及南开培育的独立思考精神，这主要得益于我爱人的推动。我爱人刘卫是北京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78级本科生，毕业后师从陈振汉先生和厉以宁教授，攻读“比较经济史”硕士研究生。我进入北大后，我们相识、相爱，结为连理。1984年底毕业后，她和我一起到南开，在经济研究所当教师。恰逢当时任所长的熊性美老师邀请吴敬琏、荣敬本和赵人伟三位老师来南开开设新课“比较经济体制”，她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做吴老师他们的助手。一年后，她独立教授以此为基础扩充并系统化的“西方比较经济体制学概论”，并撰写了一套教科书及丰富的辅助研习外文资料。

 

　　由于这个原因，我经常帮她翻译一些该领域的文献资料。记得应该是1985年，我们住在南开大学农场的小平房里，我帮她翻译一篇国外学者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文章，题目忘记了，但记得其中谈到“棘轮效应”。这篇文章给了我一种触电似的冲击，因为作者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如此“接地气”，和我此前学过的东西形成鲜明对照，让我强烈意识到这样的经济学才是我真正想要的。我由此萌生了学术转型的念头。1986年，熊性美老师邀请吴敬琏老师来南开作讲座。听他的讲座，我记得当时有一种很痛苦的感觉。他分析国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和各项改革措施如数家珍，而我坐在台下听着只有发呆，完全跟不上趟。他当时深度参与国家经济改革方案的设计，经常参加政府部门会议和深入各地调研，而我除了看看报纸电视，对现实经济生活的了解和接触少得可怜。然而，我又不得不承认，自己内心深处其实非常渴望也能像他那样深入实际、研究解决实际问题。最后，在刘卫的鼓励和推动下，1987年我终于下决心离开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舒适区”，报考了吴老师的博士生并被录取。

 

　　贰

 

　　我是吴敬琏老师带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那一届他也只招了我一个。我那时隔三岔五骑自行车从位于北京酒仙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出发，或者到他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办公室，或者到他在北师大校园的家里，去接受指导，有时也去旁听他主持的一些研讨会。吴老师为将我引导上后来的学术发展道路，采取了两个超常规措施。一是要求我放下其他事情，集中全力参加研究生院请外教给开设的英语强化班；二是让我从头研读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教科书。读博士三年里，除了第三年写论文，前两年我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了这两个方面。记得有次在他家里，师母周南老师提到别的博士生已经发表了不少文章，而我一篇都没有，言下之意有些替我担忧。吴老师却十分坚定地认为还是要打基础，不必着急发文章。记得他说如果那时候我急于发文章，只能是“低水平重复”。他深知另有一个经济学天地我知之甚少，因此让我集中精力准备自己。后来他为我联系到牛津大学的一个经济学培训项目，给了我一次在牛津学习一年的机会。这个机会极其宝贵，令我受益终生。

 

　　我的博士论文题为《企业组织和市场体制》，延续我读本科时萌生的“基本生产单位”的想法，重点关注企业与市场两种协调经济活动的不同方式以及二者之间的边界。今天回头看，写这篇论文最重要的收获是理解了吴老师当时已反复强调的一个企业理论的基本原理：企业是市场契约关系的联结点，因此，如他所说，“企业不仅是市场的主体，而且它本身就是市场关系的总和”。其政策含义是，企业制度改革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市场的问题，没有市场经济就不会有真正的企业。承蒙上海三联书店厚爱，这篇论文于1991年出版，尽管是一本薄薄的、不起眼的小册子，但听说还曾重印，说明它还是给当时的读者提供了某些知识。

 

　　我博士毕业后在中央编译局工作了半年，感谢当时的领导信任和支持，批准我于1991年1月去了英国。当年8月，我终于进入牛津，做了一年的 “访问研究生（visiting graduate）”。在牛津学习的方式是学校按我报的方向给我确定几门课程，每一门课分配一个导师（tutor）。我有过至少三个导师，都是硕士刚毕业的年轻人。每个星期导师给我开一个书单，我必须读完并写一篇作业（essay），周四放到导师的信箱，次日到导师的办公室讨论，再拿下周书单回来。那些文献不仅量大，而且都是数学模型，刚开始时因为看不懂，交的作业里往往只是将这些模型复述一遍，结果导师不认可，要求必须用白话（plain English）说清楚这些模型的含义，逼得我非搞明白不可。这种训练使我后来经常能够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把高度技术性的经济学道理讲出来，这对我从事政策研究工作非常有用。

 

　　我在牛津时选的方向是信息经济学和契约理论。究其原因，一是我想继续聚焦于企业，二是仍有创建理论的情结，故而对数理经济学情有独钟，以为掌握了这些知识就可以建立一个统揽一切的理论模型。读了几个星期文献后，我基本上明白自己的宏愿纯属梦想。不过，我还是把有限的时间过多地分配给了数理经济学和博弈论以及为此而补习的数学知识，而没有侧重计量经济学。随着计量经济学后来发展得愈益复杂，我再也没机会弥补这个短板。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后来的发展方向。然而，牛津的经历使我对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企业理论（theory of the firm）以及与此相关的公司治理有了比较透彻的理解。因为理解企业的要害是将之视为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一组契约关系的产物，而当时最先进的理解这些契约关系的知识工具就是信息经济学和契约理论。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在牛津的训练，我获得了在现代经济学的环境中通过跟踪阅读文献而自我学习、保持不掉队的能力。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我在英国就坐不住了。但刘卫当时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读博士，又有身孕在身，我就到那所大学做了一段时间的访问学者，我们的女儿出生、她取得博士学位后，便于1994年6月迫不及待地举家回国。1994年8月我正式到当时的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企业司上班。

 

　　叁

 

　　我在国家经贸委工作五年，刚开始是副处长，后来晋升为处长，主要的工作就是“写稿子”，包括企业改革方面给国务院的各种汇报、政策文件、委领导的各种讲话以及他们在媒体发表的重要文章。领导对我比较赞赏的一点是“悟性好”，他们一布置任务，我就能比较快地理解他们的想法，用比较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我感觉这得益于自己受过的理论训练。由我执笔写出去的东西很多，其中最得意的是1997年4月21日发表的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题为“规范破产，鼓励兼并，大力实施再就业工程”。那是1997年春节前国务院领导在重庆视察后要求国家经贸委写的。后来听说国务院领导批示说经贸委写了篇好文章，大家都很兴奋，因为以这位领导的要求之严格，能让他说是“好文章”实属不易。

 

　　因为工作需要，我有幸参与了国家经贸委当时几乎所有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讨论，随领导到很多地方和企业调研，参加他们与地方官员及企业负责人的讨论。今天回头看，这段经历相当于我后来发展的“实习期”。学的主题是如何做政策研究，事实上的“导师”是我当时的直接领导，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先生和企业司司长蒋黔贵女士。陈主任是德高望重的“学者型官员”，此后他到国研中心任职以及退休之后，我仍然不断从他那里得到教益。这段经历对我以后的发展极其关键，原因之一是我从此有了“政策意识（policy sense）”。什么是政策意识？很难准确定义，大致上就是说一个学者在分析问题、提出建议时要对实际情况有感觉，保证在一线制定和执行政策的实际工作者不会觉得空洞抽象、理想化或者缺乏建设性。这后来成为我在世行从事政策研究工作、与客户国家政府官员沟通的一个重要优势。

 

　　在国家经贸委工作期间，我终于开始发表论文。第一篇发表在1995年的《改革》，题为“从融资角度分析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改革”。这篇论文获同行认可，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令我颇受鼓舞。论文的核心是从企业融资契约的角度理解公司治理问题，其中大家比较赞同的一个观点是，过去国企公司治理改革一直在“行政干预”和“内部人控制”两个极端之间徘徊，大家觉得切中要害。1996年我又在《改革》杂志发表了题为“论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的论文，重点澄清当时流行的对国企债务问题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1997年，我在《经济研究》发表了一篇分量较重的文章，题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国家融资”。抱着仍未完全消失的理论情结，我在这篇论文中试图“从理论上对国有企业的诸多问题给出一个系统、一贯的解释”。论文的基本观点是，企业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市场的问题；国有企业的诸多问题根源于计划经济中形成的以国家为中介的融资体制，即“国家融资”。2018年，我在《财新》写文章强调，民营企业是老百姓用自己的钱开的，国有企业是国家找老百姓要了钱开的，这个观点背后的经济学认识就是1997年形成的。这个观点的要害在于，国有企业是国家从居民部门筹集资金投资办企业的产物，国家所有制因此是一种集中国民储蓄的机制。由于办了企业就必须以所有者身份管理企业，故而国家所有制也是一种公司治理机制。这样就可以把国有企业问题的分析纳入标准的经济学理论框架。研究国企问题的这个角度我今天仍然认为是有用的。

 

　　肆

 

　　我在国家经贸委工作五年后，于1999年5月加入世界银行。此后二十年，我在世行北京办公室工作了十年；2009年11月到南非比勒陀利亚办公室，在那里工作了近六年；2015年6月回到总部华盛顿，到今年秋天退休时在华盛顿工作的时间是四年。世行的工作大致分为贷款业务和非贷款业务。贷款业务方面的工作主要就是管理贷款项目。我也管过几个贷款项目，包括给中国的技术援助贷款第五期（TCC5）。但我大部分时间用在非贷款业务。所谓非贷款业务，就是给客户国家的政府（如中国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服务和技术援助（例如培训）服务，其中花时间最多的是写各种报告。我在世行的职位从“专家”（Specialist）开始，一年后定为“高级专家”（Senior Specialist）,七年后晋升为“Lead Specialist”—— 这个头衔中文通常翻译成“首席专家”，其实叫“主任专家”更合适，因为它类似于中国医院里面的“主任医生”，是非管理职位的最高级别。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我在世行工作经历的最大特点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咨询业务强调“需求驱动”，除少数例外，我们一定要做客户国家要求我们做的题目和领域。在华盛顿总部工作的同事有很多人可以专注于一个领域甚至一个题目，因为他们可以参与不同国家的工作。我因为长期面对特定国家，客户国家的需求不断变化，就很难长期专注于一个题目，甚至专注于一个领域都不容易。不过，现在快退休了，如果你问世行的同事我的专长是什么，很多人都会说是中国的国企改革，或者就是国企改革，因为这最后还是我花时间最多、被认为有比较优势的领域。

 

　　不久前我在世行网站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世界银行与中国80年代以来的国企改革”，回顾了世行1980年代以来在中国国企改革中的参与和贡献。其中1999年之后的工作都有我参加，很多是由我牵头完成的（世行的这类工作都由团队来做）。今天回头看，我们的工作在很多方面都对中国的国企改革有所贡献。其一是在2001-2002年期间就国企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公司治理问题提出的改革建议；其二是2003年前后当中国决定建立一个集中型的所有权代表机构时，根据国际经验就国家如何行使所有者职能提交的报告；其三是2005年提出的国家应从国企分红的建议以及2009年提出的后续建议；其四是2012年在与国研中心合作的报告中提出的建立国有资本管理公司来行使国家所有权的建议；其五是从2014年初开始鼓励中国采纳国际通行的 “竞争中性” 原则。

 

　　2015年我回到华盛顿后，主要时间投入了世行的中国业务。2016-2017年期间和国研中心合作完成了一份关于国企改革的报告，2017-2018年期间又深度参与了与国研中心合作的另一个旗舰报告 “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 ，此外还以这两个报告为基础写了一些政策简报（policy notes）。这些报告和简报都没有公开，只有 “新动能” 报告还在审查修改中，有望发表。

 

　　作为世行职员，公开发表东西是需要经过领导批准的。因为领导多数读不了中文，而我个人写给中国读者的东西也不愿意搞得像世行报告中译本，因此我在世行工作期间很少以个人身份在国内公开发表论文。由于以前我参与的世行报告几乎都能公开发表，这也不是什么问题。但最近几年世行的报告越来越多地滞留在内部。面对国内日益突出的改革需要，2018年7我终于打破常规，在《比较》再次发表了一篇比较长的关于国企改革的论文，“国企改革再出发”。写这篇东西主要是想强调，国企改革唯一正确的方向，是像过去一样改革国家所有制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不是反过来扭曲市场机制适应国家所有制。但我用了主要的篇幅提出了四个方面比较具体、可操作的改革建议，概况为“合理定位，公平竞争，政企分开，惠及全民”。之后我又以此为基础在《财新》发表了若干篇简短的评论文章，阐述论文中提出的一些观点。从我后来听到的有关部门和学界的反馈看，我提出的一些东西对大家还是有些参考价值的。

 

　　虽然没有公开发表很多论文，但我1999-2009年在世行北京办公室工作期间接受过大量演讲和讲课邀请，听众多数是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企业家。其中我投入精力最多的是应张维迎教授之邀在光华管理学院给EMBA学员讲授的公司治理课程。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讲这个课程是2002年或者更早，2009年我出国工作之前每年都讲，有时一年讲两三次。这个课程的完整版是连续2-3天，包括2-3个分组讨论环节。课程的定位是给学员增加相关知识，提高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课程的内容主要是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所谓公司治理问题是怎么来的？挑战在什么地方？第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已经想出了哪些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光华管理学院有很严格的效果评估制度。我每次讲完课他们都要请学员评估，记得我的得分多数情况下都是89%的学员满意。当时讲课的时候，我一直非常想把讲义写成一本书出版，但因为找不到那么多的空余时间，课一讲完就搁置了。

 

　　除了中国的国企改革，我还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若干其他国家的国企改革问题研究，包括南非、博茨瓦纳、纳米比亚、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缅甸。这些国家除了越南，其国企体制与中国都有很大差别。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很多对中国改革有用的启发，同时也与他们分享了一些中国的做法。

 

　　伍

 

　　如前所述，我在世行工作期间不得不在客户国家需求的推动下经常变换研究领域，自己感觉有点像一只猴子在离自己比较近的几棵树之间跳来跳去。回想起来，我跳过的比较大的树至少有五棵。

 

　　一是公共服务提供和其中的政府角色。进入这个领域是2002年，当时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提出要世界银行帮助研究事业单位改革。我的领导分配我做课题组长，部分原因是事业单位的中国特色过于浓重，不懂中文的同事不投入大量精力，很难搞明白。不过后来我也认识到这其实不仅仅是中国特色，其他国家的类似机构都有很强的国别特色，不像国有企业，起码多数都采取公司形式。

 

　　这个课题的报告于2005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题为《中国：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改善公共服务提供》。我们在报告中把事业单位改革的问题理解为公共服务如何提供以及其中的政府角色如何定位的问题，并从三个方面理解政府角色：监管、付费（financing,即承担成本）、直接提供。报告试图通过两种方式贡献于中国事业单位改革战略的设计，这是其一，即提供一种新的思考问题的框架。其二是就事业单位改革的关键指导原则和主要措施提出政策建议。这个报告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系统研究事业单位改革的报告，得到了负责事业单位改革的各级政府编制办公室的重视和支持，我也受邀和他们作过多次交流。

 

　　二是社会公平问题。研究这个问题起初不是世行的工作任务，而是出于个人对改革前途的担忧。以郎咸平对顾雏军的攻击为标志，2004年前后的中国兴起了一股 “反思改革” 、质疑改革的思潮，以致于国务院定为“改革年”的2005年最后变成了“质疑改革年”。对改革的质疑尽管情况复杂，但很多是从社会公平问题出发，而明确或隐含的政策取向都是停止引入市场机制和私人产权，即便不能完全退回到旧体制，起码也要把旧体制尚存的遗产保留下来加以强化。我的看法，这种思潮之所以很有市场，原因之一是市场取向的改革确实伴随着许多社会公平方面的挑战。对这些挑战没有理性的认识，人们很容易凭感觉和情绪作出错误的选择。

 

　　为此我于2006年在《比较》发表一篇论文，试图回答“公平何处求”的问题。论文的要害是想说明，第一，公平确实很重要，不能忽视，但“公”与“平”是有区别的；第二，历史已经证明，把不公平的根源归罪于市场机制和私人产权，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这是整个二十世纪人类社会用了近一百年时间进行试验得到的教训。而中国正是在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和私人产权之后，才使几亿人脱离了贫困。论文认为正确的道路是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公共治理领域的改革，尤其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法治建设。如果试图以抑制甚至再次消灭市场机制和私人产权来追求公平，其结果必定是公平、效率皆亡。这篇论文使用的分析工具，是世行当时刚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2006：公平与发展》。2008年我受邀回南开母校参加纪念《经济初学》的研讨会，曾向学校老师和校友们报告过这篇论文的观点。

 

　　2008年初，应广东省的要求，世行组织了一个课题研究如何在广东促进社会公平。这个课题得到世行领导高度重视，安排人类发展部门当时的中国业务协调人于小庆女士和我两个人一起负责，组织了众多技术专家参加。课题成果在形成过程中就不断向广东方面报告，2009年上半年课题完成后又做了几次集中汇报。报告的英文版最后由世行于2011年出版。报告采用了《世界发展报告2006：公平与发展》和《世界发展报告2009：重塑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认为由于集聚经济和专业化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地理集中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有益的；要把地域间不平衡的经济增长变成共享式增长，基本的政策方向应是消除绝对贫困、减少机会的不平等、控制结果不平等。课题组分九个专题给广东省提供了一系列具体可操作的政策建议。

 

　　三是创新和创业。我参与这个领域的研究，最初是由于科技部和财政部给世行提出的课题要求。2006年，中国出台科技创新中长期规划，其中提出了“自主创新”、“以企业为主体”等核心理念。我们的课题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实现“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今天中国的研发投入已经有近80%来自企业，但当时如何从一个以政府及其附属机构为主体的体制过渡到一个以企业为主体的体制，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问题。我们2008年完成的报告以《中国：促进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为题，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建议。其中之一是应该注意采取更为平衡（balanced）的总体战略，包括技术创造和技术应用、改进之间的平衡；政府促进与市场、企业微观决策的平衡；自主与开放的平衡，以及研发投入和其他要素投入的平衡。然后我们从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提高私营企业的能力、强化风险投资行业的生态系统等方面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

 

　　十年后的2018年，世行应邀参与“十三五”规划执行情况的中期评估，我作为课题组成员又一次回到了这个领域。完成了科技创新方面的评估工作之后，我继续领导一个课题组开展后续研究，为“十四五”规划提供参考意见，主要集中在两个具体问题。一是政府的创新促进政策如何保证与市场竞争相容；二是如何在促进技术扩散、推广以及加强企业能力两个方面改善创新促进政策。这实际上是我们2008年提出的四个平衡中的前两个。今天回头看，这四个方面的平衡仍然十分重要，尤其是自主与开放如何平衡。

 

　　在此之前的2016年，我作为“经济增长新动能”旗舰课题的成员，进入了另一个相关领域，即企业家创业。“经济增长新动能”是世行与国研中心的联合研究课题，设立了八个分课题，我和国研中心企业所的马骏所长共同负责企业家创业分课题。我们在上海、深圳、贵阳、西安和沈阳进行了很密集的调研，对中国的风险投资行业的数据也做了全面的分析，最后于2017年底完成分报告，提出了十六条具体建议。这些政策建议在课题实施的过程中就通过国研中心传递到了相关政府部门。虽然因为课题总报告迟迟不能发表，我们的分报告也被搁置，但其中的一些建议后来陆续变成了政府的措施。

 

　　2017年在五个城市的密集调研是我2009年出国工作后第一次有机会深入接触中国的基层。这次调研最大的感受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已经培育出了一代新型的企业家群体。他们大多30-40岁，受过良好教育，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世界，刚进入事业发展的中期，很多人已经衣食无忧。他们有动力、有能力在科技领域创业并承受风险。中国经济的这个优势，没有这样的调研我是不大容易真切感受到的。

 

　　四是资源型经济体的经济多元化。这是我在非洲工作期间倾注精力最多的一个领域。我在非洲的近六年时间，工作性质更倾向于管理，具体是负责协调世行在五个国家两个领域的项目和研究，五个国家是南非、博茨瓦纳、纳米比亚、莱索托、斯威士兰，第一年我的工作范围还包括毛里求斯；两个领域是金融部门发展和私营部门发展。这些国家共同的挑战就是“经济多元化”(economic diversification)。所谓经济多云化，具体来说就是从传统的资源密集型产业逐步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创造工作岗位是这些国家的头等大事。所以真正的挑战其实是在低技能劳动比较密集的可贸易（tradable）产业创造工作岗位。强调可贸易产业，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国内市场相对来说都比较小，进不了国际市场，很难有发展前途。

 

　　五个国家中，我对博茨瓦纳投入最多，这是因为博茨瓦纳政府同意付费请我们做研究和技术咨询。这个项目涉及投资环境、贸易和产业政策、ICT基础设施、中小企业融资、技能和创新等五个领域，高峰时期团队技术专家总人数超过50人。我作为常驻南非的总协调人忙于内部组织协调以及与政府各部门的沟通联系。但后来也于2014年亲自投入，为博茨瓦纳政府起草了一份他们的“愿景2036框架文件”。后来他们依据这个文件写出了《愿景2036：所有人的繁荣》，于2016年由议会正式通过。

 

　　虽然世行的多数工作都是团队生产，但这个愿景框架文件是我一个人在博茨瓦纳总统办公室的同事们支持下写出来的。这个工作类似于我当年在国家经贸委的工作，就是做他们的“笔杆子”。写出来的文件是他们的文件，不是世行报告。但也不是他们说什么我写什么，很多问题上他们都鼓励我依托世行的研究成果给他们提出建议。为此我就不得不很集中地思考一个问题：博茨瓦纳要实现经济多元化，什么样的战略才是正确的长期战略？我到最后也没有什么很完整的答案，因为制约因素太多。但我最后给他们的建议简单概括就是把钻石收入投资于人，力争在钻石资源枯竭之前培育出一代企业家、技术专家、教育专家和一支健康、受过更好教育的劳动力队伍。我把这一条列为长期规划的第一要务，他们认为第一要务还得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但我的观点他们都很认同。

 

　　五是“一带一路”。2014年，世行内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机构重组。2015年我回到华盛顿总部后，和负责贸易的同事在同一部门工作，叫贸易和竞争力全球业务部，我负责这个部门的中国业务。2015年下半年，我们开始研究“一带一路”，2016年确立了一个课题，由我们这个部门牵头。因为我负责中国业务，领导课题组的责任就落到了我的头上。2017年第一次“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之后，领导决定扩大课题规模，搞成一个旗舰课题，课题组因此扩编，世行在区域一体化、交通运输和经济地理方面的三位权威专家加入，课题改为由我们四个人共同负责。这个课题在研究过程中形成了近30篇工作论文，其中主要的论文完成后都已在世行网站发布。总报告已经完成并通过内部评审，计划尽快发表。我们这个课题的贡献，一是用三种不同的经济学模型评估了 “一带一路” 交通运输项目对贸易成本和经济增长的可能影响，认为会有相当可观的收益；二是指出为真正获得这些收益必须进行的配套改革；三是分析了必须防范和管理的主要风险。这个课题是世行为其所有客户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中国。

 

　　这个课题的早期阶段，我的主要任务是提出研究工作的概念框架，然后组织我们内部的各部门专家开展研究工作。课题后期，我的时间主要用在了课题组内部协调以及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具体的研究工作和报告的起草主要由各方面的专家来做，我只亲自动手写了其中一部分。虽然如此，我还是被迫花费大量时间弥补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方面的经济学知识，跟踪阅读别人的研究和媒体文章。以我的知识结构，这个课题应该是我跳得最远的一棵树。

 

　　在此过程中我的主要成果是一个“变革理论”（theory of change）。变革理论是我们在设计贷款项目时经常使用的概念工具。比如一个项目提出花100万美元改善一个地区儿童的营养状况。变革理论要求从花钱支持的各项干预措施开始，一步一步说清楚这些干预措施如何能够改善儿童的营养状况，为什么人们应该相信这样的结果一定会发生，其中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什么，可能发生的风险是什么。同样的方法运用于“一带一路”，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那些措施能不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包括配套改革）才能实现？其间对中国和其他国家会有什么风险？这个分析得出的对中国的政策建议主要是两点，一是要确实按“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搞成一个多边合作的平台；二是要稳步推进，高度重视风险防范。

 

　　开始研究 “一带一路”之后，我更多地关注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一些问题。随着中美关系日趋紧张，我也越来越多地思考和研究中美关系所涉及的各种经济问题，包括技术转让、补贴以及中国加入WTO时关于国企的承诺。不过在这些方面还没有公开发表过自己的意见。

 

　　即将退休之际，看到中国的发展面临四十年来最大的变局，世界的未来也阴云密布，深感忧虑。回头看过去的四十年，越看越珍贵，对国家、对个人都是如此。我从一个小山沟走出来，既无天赋又无背景，能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参与这四十年的伟大变革，实属幸运。

 

　　从1994年到国家经贸委工作开始，之后的二十五年中我所做的工作就性质而言主要是政策研究。这种工作简单说来就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概念和知识，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后来是世行的客户国家）的实际，生产出对实际工作者有用的知识，包括对问题的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路径、方案。记得1982年刚进入北大经济系读硕士，时任系主任的陈岱孙先生给新生讲话，其中有一点我深感认同、一直谨记在心，就是经济学应该是“致用之学”、“经世济民之学”。我感觉我走过的学术发展道路其实也就是一直在寻求学以致用、经世济民。这条路很适合我，如果重新选择一次我还会走同样的路。

 

　　当然，这条路的起点就是四十一年前的南开校园。没有南开老师们给予的教导和栽培，没有南开同学们给予的启发和鼓励，我不可能走上这样的路。当此母校一百周年华诞，我满怀感恩之情，衷心祝愿母校的未来更加辉煌！

 

　　作者：张春霖（1957－），世界银行集团金融、竞争力和创新全球业务部的首席民营经济发展专家。目前工作的领域包括国有企业改革、一带一路、创新创业和竞争。1999年加入世行，曾在其北京办公室和比勒陀利亚办公室工作。加入世行之前曾任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企业改革司处长。1978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系学习。1982年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此后，张春霖在南开大学经济系任教3年，于1987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攻读博士学位。

 

　　注：原文载于微信公众号“南开人物”